涉“彩礼”离婚案件之审理困境与出路

渭南政法网（特约通讯员 杜加东）虽然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之名收受财物。但是订立婚约，收受彩礼，已是我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特别在当今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的社会背景下，收受彩礼非但没有被摒弃，反而大行其道，成为许多单身男性青年解决婚姻问题的重要“敲门砖”。这就导致法院在处理婚姻家庭案件时，涉彩礼问题成为绕不过去的一个难题。但因目前我国在彩礼返还方面的立法欠缺，造成法院在处理此类型案件时往往无法可依，各地法院，甚至是同一个法院内部都出现同案不同判的问题。

目前，处理涉彩礼离婚案件遇到的主要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涉“彩礼”离婚案件中，是否可以将女方父母列为被告或第三人。因现实情况的复杂多样，在离婚案件中会出现女方单独收受彩礼，女方父母收受彩礼或者女方与其父母共同支配彩礼的现象，在离婚案件中，如出现上述后两种情况，是否可以将女方父母列为被告或者是第三人？

二、夫妻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较短时，是否可以支持男方要求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二款之规定，领取了结婚证，但确未共同生活的，应当支持退还彩礼的诉讼请求。但现实中却存在夫妻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较短，往往是十几天或者个把月，甚至有共同生活几天的，从常识的角度讲这也算是共同生活，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严格适用该条的规定，驳回男方要求退还彩礼的诉讼请求，则往往导致男方强烈不满，影响案件的处理效果，而如果支持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则法院酌情判决的依据又是什么？

三、因婚前给付彩礼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这一事实，需要证明到什么标准。司法解释只是抽象地规定了导致家庭生活困难时应当支持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但是在现实操作中，如何证明家庭生活困难成为当事人的难题，法院如何认定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亦是一大难题，“家庭生活困难”是需要民政部门出具的证明予以证明，还是仅仅需要当地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就可以认定，亦或者通过证人证言就予以认定。但目前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明确予以规定，导致证明“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证据五花八门，法官自由裁量权太大，同案不同判现象非常严重。

针对上述涉“彩礼”案件所面临的困境，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笔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一、在涉彩礼离婚案件中，考虑将女方父母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些观点认为，因离婚案件强烈的人身性，如将女方父母列为被告或者第三人则将该类案件等同于普通的财物案件，忽略了离婚案件的人身依附性，且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该观点看到了离婚案件的人身依附性，但却忽略了在涉彩礼的离婚案件中，权利人要求返还彩礼亦是其一项重要的诉求，如彩礼被女方父母支配或者女方与其父母共同支配，则单独列女方为被告将无法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原告）。当然有些人可能会提出，权利人可以另案针对返还彩礼进行起诉，这当然可以，但本可以在一案中处理的纠纷，却要另案处理，不但增加当事人的诉累，还占用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增加法院的负担。针对此，笔者认为，通过法院的通知的方式，可以将女方父母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以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减少当事人的诉累。

二、出台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二款关于“确未共同生活”的概念。在实务当中，当事人婚后一般都会共同生活，只有时间长短之区别，有的共同生活几日，有的十几天或者几个月。在这几种情况下法院是否应当支持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应当支持返还的比例应该为多少？法律及司法解释均无明确规定，导致事务操作当中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时有发生，更为甚者，因法官自由裁量权大，可能滋生法官腐败现象，所以最高院应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进一步厘清“确未共同生活”的概念，以指导审判实务。

三、适度明确“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证明标准。因给付彩礼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个主观评价，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就目前的社会背景下很难用具体的证据予以证明，所以在实务审判当中，当事人向法院所提交的证据亦是各种各样，有村委会的一纸证明、证人证言、有很少的案件当事人才能提交民政部门出具的证明。因为认识不同，在实务中，办案法官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亦有不同的认识，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同样容易滋生腐败，引发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所以笔者认为最高院应适度明确“生活困难”的概念，可采用列举的方式列出有效的证据，为法官审理提供依据。

以上是笔者简要列出的涉彩礼离婚案件当中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及相应建议，如要想将此类案件处理好，不但需要在制度上进一步完善，更需要进一步提升审判人员的义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我们期待有更好的法律及司法解释落地。

返回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