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不能以“法律思维”为借口 而背离整个社会的价值观

谈到社会价值观，我们就必须强调社会这个前提，如果没有了“社会”这个前提我们又何谈“价值”的意义。社会在《辞海》中的定义为：“以共同物质生产 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的有机体。”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是指为了共同利益、价值观和目标人的联盟。法律产生于社会，然后服务于社会，也就是服 务于这个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那么基于法律所产生的法律思维也理应依托于整个社会，而不是以此为借口背离社会、脱离人民。社会价值产生于长期的社会实 践，那么社会价值与法律思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我认为应该是所属关系，即社会价值应该包含法律思维，一个法律人具备法律思维的前提是具有社会价值观。但 我们现在的理论却恰恰使法律思维脱离了最基本的社会价值范畴。我认为法律人拥有怎样的社会价值观并不重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社会价值观。因为法律 人一旦拥有了社会价值观就说明他是站在整个社会的立场上去思考，即便是他拥有了错误的社会价值观也并不可怕，因为对于他的错误行为法律最终会进行追究。怕 的就是没有社会价值观，谨遵法条，违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这样做出的判决，即便是常人看来很不合理，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条文就是这样规定的。正是 基于我们对条文的信从与依赖，才使得法律思维成为我们脱离社会价值的有利借口。

我们都知道在当今的教学实践中很多教授给出一个案例时都 会强调这样一句话“你们是法律人，不要用常人的眼光去看问题，要用法律人的视角看问题！”这就成为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法律思维是不是我们背离社会的理 由，一个法律人，特别是科班法律职业者，如果不知道普通人是怎么思维的，不知道普通人看到案件时会有什么想法，不具备最基本的良知，那么他还应不应该去审 理这个案件，还应不应该有权利去审理这个案件。试想如果一个人主观上出于好心，客观上为社会做了好事，事实上没有造成任何实际损害的人，我们法律人却要依 照他们所理解的“法律”，要判他重刑，甚至死刑，那么我们法律人还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还是否具有人所具有的最基本的良知呢？明朝大儒王阳明就认为“良 知人人皆有”， 那么以此推断我们法律人也就不再是人而是机器，因为我们已经不再具有作为人所应具有的良知与自我创造性，那么成为机器的结果就是永远依特 定程序办事，以追求绝对的公平。

同样，一审有罪二审无罪的案例已经屡见不鲜，这是为什么呢？我想问题就在于法律人的“良知”二字。良知 即是法律人社会价值观的主观反映，那么法律人不知天理良知的后果是什么呢？迄今为止的中外法治史告诉我们，只要在实践中坚持这种理论，任何法治都必然是走 到人民对立面的“法治”。因此我们要依靠人民的认同，依靠人民所认同的道理来树立自己的威信，而仅靠压迫性的权威来树立威信，那么我们的法距离走向灭亡的 日子也不远了。

举两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一个是在刑法课上，给出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位父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因为这个儿子是村子里 典型的恶霸级人物，无恶不作，后来村民联名向法院要保这位父亲，认为他是为民除害。授课老师给完案例就说了一句话“要用法律人的思维去思考”，然后我就问 一位同学这个该怎么办？这位同学的回答至今让我记忆犹新——这还用问吗，典型的故意杀人，我们是法律人，不能像不懂法的人一样思考，应该明白法纪面前绝对 不能姑息，留他一条命算是好的了，判个几十年谁也不能说不对！虎毒不食子啊！难道这位父亲就真想致自己的亲生骨肉于死地？“判个几十年谁也不能说不对”多 么可怕的理论啊！另一案件是，一位村长为了给村民修7公里长的路，为了节约资金，集资了10,000多元后买了800公斤的炸药用于修路，在制造和使用炸 药的过程中也没有发生任何人身伤亡，经过两年的辛苦之后路修完了，当大家欢心雀跃时，检察院来人把村长抓了，理由就是非法制造爆炸物品罪，根据刑法第 125条规定非法制造枪支、弹药、爆炸物20公斤以上的，可以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最后村长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理由就是——按照法律 规定。

那么我想请问当我们一再高呼法律规定时又是否理解其立法原意呢？我想很难有人能理解吧！因为该案发生后数年最高院就出台了一项司 法解释，明确规定此类案件不认为是犯罪，这说明了什么？当我们无从深究立法本意时是不是，或者说应不应该站在一个社会人的角度、一个具有良知的法官的角度 去思考这个案件呢？我们再来看看前几年的安乐死第一案，在国家没有相关法律规定时法院又将如何判决，在法与情的纠葛上，站在“善意犯罪”和“故意杀人”的 道路间我们又将何去何从？这些案件的判决与其说是对于一个法官业务水准的考验，倒不如说是对其良知的考问。沈国明主任就曾指出；“执法者，应当是公平的守 护者，是断事‘必求其平’，以‘彼无憾，斯我无憾’的心态恪守法治理念的人。” 江必新副院长也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核心价值》一文中强调：“‘要坚持 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和自下而上的全民参与相结合’，‘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我认为“公正”应当是指被大家所公认的“正”，大家 都认为不正的时候，即使法律人认为很“正”，我想问题就危险了。那么在实践中我们将如何做到公正，我认为应该在判决、适用和执行法律的过程中贯彻大家都认 同的基本道理，把这些基本道理作为法律所要维护的价值，同时认同社会基本的是非标准，遵守社会普遍认同的基本规则，坚持以一个社会民众普遍认同的“常情、 常理、常识”为基础来分析我们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法律，赋予法律规定合情合理的逻辑内容。那么社会冲突就不但容易解决，而且更容易控制。社会才能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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